[图文]给工程师成长营造有利环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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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工程师成长营造有利环境冯永锋 齐芳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李怡章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,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高峰 上海宝钢集团能源部部长 邹宽   11月3日,2004年世界工程师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。开幕式上播放了一个短片,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孩子们,发出一个同样的声音:“我要做一名工程师”!但是,在我国,一方面是市场上需要大量合格的工程师,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对当工程师心存疑虑。生存环境欠佳,一直是困扰中国工程界的一个难题,也是《洛桑报告》(《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》)长期以来认定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居于“中等偏下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那么,该如何改善中国工程师的生存状态?我们请三位嘉宾就此发表看法。

  “教授级高工”的尴尬

  记者:我们出去采访,经常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,就是某某人被称为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”,这是怎么回事呢?现在为什么很多工程科技人员不愿意走工程师的路,而更乐意走学问之路?

  朱高峰:工程师是要踏实工作在第一线的,相对工作环境比较艰苦,比如地质工程师等,在没有重大成果出现以前,都是很默默无闻的。但其实从事研究也需要坐长时间的冷板凳,而且我认为,动手能力对科研方向的明确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很有帮助,所以,工程师未必没有“学术能力”和“学术机会”。但现在,由于工程师职称评定制度还不完善,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副教授,从名称和待遇上来讲,本身就是“承认”教授要比工程师出色。现在出现了很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研究员高级工程师,这也是对作出很大贡献的高级工程师们的无奈之举。

  邹宽:其实,教授和工程师只是分工的不同,二者之间没有谁比谁高,谁比谁低的问题。但在当前,这个问题确实存在。在大部分中小企业中,没有很多的钱进行科研,工程师们主要进行维护工作,没有多少科研创新。不像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那样容易出成果。社会把焦点集中在教授身上,自然公众就会更加“偏向”教授。教授待遇是由国家来保证的,教授从事项目研究还有很多优惠政策,但工程师的待遇是同所在企业效益挂钩的,从某种程度上讲,不如教授稳定。另外可能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。中国人传统上就是比较重理轻工的。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,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都设立了研究院,有些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;我们宝钢研究院一年的科研经费几个亿人民币,不客气地说,我们的创新成果比很多大学都多,我们工程师的科研水平绝对不比教授差。

  李怡章:我知道中国的“教授”或者“研究员”可能把研究作为职业,研究是他们的专长,但作为工程师应该用两只手工作,一方面认真研究,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密切交流。

  “行政工程师”还是“注册工程师”

  记者:请描述一下您所了解的工程师的生存状态。如果说工程师的发展受制度障碍限制的话,有哪些制度影响着工程师?

  朱高峰:在我国,工程师是一种技术职称。“文革”以前,工程师完全是通过行政任命的。那个时候工程师分为9个级别。“文革”以后,职称评定基本形成了制度。工程师职称分为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两种。虽然人事部门也指定了学历要求等一些硬性标准,但是评定的具体标准和细则还是各个单位自己掌握的,没有统一的标准,基本上也是靠工龄来晋升。

  目前,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中,技术职称还是同薪酬挂钩的。因此,很多人被评为工程师,基本是解决薪酬问题。虽然人事部门和行业协会也制定了一些硬性标准,但评定的具体细则还是由各个单位自己掌握。因此,各个单位工程师的水平有很大差距,也出现了很多不是工程师的工程师。换句话说,大部分工程师在中国是不可流通的,一个单位的工程师到另一个单位就不一定好用。人才不能流通,完全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。

  在美日等国家,工程师不是同薪酬挂钩的,而是一种执业资格。产生的方式不是行政评定,而是由行业组织来统一考试。参加考试的人首先必须获得由行业组织认定的大学学历,并具备若干年的工作经验。获得执业资格的人,还要定期复核。我国应该建立也迫切需要建立注册工程师制度。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工程师评定制度不能同国外接轨,不能被国际上接受,因此出现了很多麻烦。以建筑业为例,出现了不少我国企业在国际上承包的工程,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,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工程师却不能签字,一定要聘请外国工程师来签。当然,他们在签字之前也会对工程进行审核,但是他所付出的劳动同他获得的薪酬是不成比例的。

  李怡章:其实世界各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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